来源：美国广播公司（ABC）新闻网
作者：Tony Morrison（托尼·莫里森，HIV感染者）
原文发布时间：2021 年 8 月 24 日
中文版编辑：高来益
全文字数：3900
美国广播公司（ABC）、两次艾美奖获得者、32岁的ABC新闻制片人兼主持人托尼·莫里森（Tony Morrison）是一位HIV感染者。
莫里森在被诊断出艾滋病毒八周年之际发表了讲话，首次讲述了他感染艾滋病毒的经历。以下是他的自述。
我感染艾滋病毒已有八年了。
我花了八年的时间，才能够自信地说出这些话，并将其付诸实践。
我每天都感到羞耻、恐惧和内疚，甚至经常感到痛苦。
那些日子里的每一天，我都承受着屈辱的重压，因为这就是社会告诉我应该感受到的，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告诉我应得的。
我知道，社会可能对像我这样的人低声耳语，闲言碎语。
我允许自己认为我的羞耻是合理的。
我接受了堕落的生活。
我说服自己我永远不值得被爱。
八年来，我一直隐藏着自己的诊断结果，默默地悲伤。
我想，与其说选择这个时候来发声，不如说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选择了我的声音。
新冠疫情期间，除了镜子，我无处可看，但我找到了面对自己的勇气、诚实、公开生活的毅力。
现在，当我展望新冠疫情结束后的生活时，我拒绝回到我离开时的那个世界——躲在羞耻的阴影里。
对我来说，那是一个毁灭性的诊断，距离我从佛罗里达州中部的冬季花园小镇搬到纽约市仅几个月。
我当时 23 岁，想和很多人一样，在纽约开始新的生活。
那是 2013 年的春天，我刚刚在 Facebook 上发了一篇发自内心的帖子，正式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我想，我不再躲藏了，并决心过上我一直想要的生活。
我觉得我终于可以成为我自己了。
当时，我注意到纽约市正在开展艾滋病毒检测运动。朋友们会一起去地狱厨房、西村社区酒吧和俱乐部外的移动测试点接受检测。
我认为接受检测并获得阴性检测结果是“时尚”，但当时我当然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而且我没有接受任何防艾教育。
我害怕在公共场合做检测，因为我担心，如果被发现进行艾滋病毒检测，我会受到批评。
因此，出于好奇，我进行了一个简单的非处方自我测试：用棉签擦拭牙龈，20 分钟内就能得到结果。
这和你想象的一样可怕。
我无休无止地盯着测试结果，感觉完全麻木了，没有任何感情。
在我还没来得及处理任何事情之前，我的思绪就陷入了混乱，我立刻将这一切内化。
我告诉自己，我不能哭。
我的生活还会一样吗？
我在这个星球上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吗？
我怎么能告诉妈妈，她担心儿子是同性恋的噩梦竟然以这种方式成真了？
HIV阳性检测结果，让我重新躲进了几周前我才自豪地走出来的那个“柜子”。
最值得注意的是，我记得我感到孤独。
在公共场合，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与朋友外出时，我都掩饰了自己的恐慌，并且我独自保守了这个消息三天，我不知道该告诉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告诉别人。
那三天真是煎熬又疲惫。
那个周末，我终于忍不住了，分别向三位最亲密的朋友透露了这个消息。
虽然他们都表示了关爱，但其中也夹杂着些许神秘和恐惧——我们谁都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我清楚地记得，其中一位朋友曾对我说：“我真希望我知道该怎么帮你。”
“我也是。”我回答道。
我好奇自己还能活多久，于是安排了无数次与医生和专家的会面，试图确定自己的命运。
每一次的会面和交谈都让我对自己的诊断更加明确。
已经没有回头路。
这会是我的新生活。
但我不想让任何其他人知道。他们会怎么看我呢？
我终于得到了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医生的照顾。她善良且耐心，是第一个让我确信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的人。
最重要的是，她告诉我，我并不孤单。
她向我解释了现在被理解为“U=U”的概念：“不可检测=不可传播”。
这意味着，如果通过适当的药物和治疗将我体内的病毒降至“不可检测”的水平，那么我就不会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她还肯定地告诉我，我可以过上长寿而正常的生活，这与我脑海中灾难性的叙述截然相反。
事实上，在我被诊断出艾滋阳性的六年后，也就是2019年，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在一份报告和评论中肯定了这一概念，并分享了大量的临床证据已明确证实“U=U”在科学上是合理的。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临床试验现在表明，通过坚持服用处方药而保持无法检测状态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无法将病毒传染给他人。
这曾经是，且将继续是开创性的科学。只需每天早上服用一粒药丸，它便集三四种药物于一体，能使我保持这种无法检测的状态。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服用了适当的药物后，我在初次诊断后仅三个月就实现了病毒检测为阴性，并且一直保持至今。
但事实证明，最艰巨的挑战是活下来。
我最痛苦的回忆是看医生无数次抽血的经历和互动，当时我拼命想要恢复正常生活。
尤其是约会，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了。
我记得第一次和别人约会分享这个消息时，我真心以为几次约会后我们之间会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但事实并非如此。
“抱歉，我就是不喜欢这样。”他们最终告诉我。
“这并不是我真正准备好的事情。”一位约会对象说。
“我的家人会怎么想？”另一位回应道。
我迅速鼓起勇气尝试一种新策略：在约会应用程序聊天中直接向潜在约会对象分享我的病情，而不是等待面对面的“合适时机”。
“呀，好可怕。”他们迅速回答道。
我最终会暂停约会一段时间，因为这太伤人了。
作为一个“他者”，生活在一个已经被社会排斥的群体中，这本身就充满着讽刺意味。
特别是在LGBTQ+社群中，我们纪念那些死于HIV/AIDS的人，但往往歧视那些患有HIV/AIDS的人，这是一种独特的经历。
回想起那段经历，向潜在伴侣透露我的HIV状况，对我而言，就如同被判了死刑。
事实上，与任何人分享和披露HIV这样的慢性疾病，从来都没有所谓的“最佳时机”，但对我来说，有些人是值得与之分享的。
对于那些生活在阴影中的HIV感染者，我的建议是，要慎重选择与你分享生活的人，并且可以提出引导性的问题，以帮助你明确找到一个安全分享的空间。
如果有幸遇到一个认为你足够安全且值得信赖的人，愿意向你倾诉，我希望你以爱、同情和理解的态度去面对他们。
多年来，约会给我带来了一系列困难，我发现周围到处都是心痛和拒绝。
我惊讶地发现，我的朋友们——甚至是我曾经敬仰的人——在交谈中竟然会如此不负责任地互相分享有关艾滋病毒或艾滋病的玩笑和攻击。
“旅途愉快！别在那儿染上艾滋病。”有一次我在早午餐时无意中听到这样的话。
“我宿醉未醒，但至少我没有艾滋病。”这是一条群发短信。
“你朋友昨晚去哪儿了？我敢打赌，他今天可能去了一家艾滋病诊所。”一天晚上，在“欢乐时光”群里，另一个人咯咯地笑着说。
当我不经意地指出艾滋病和艾滋病毒是两回事后（因为只有不治疗，艾滋病毒才会最终导致艾滋病），我通常会沉默不语，或者试图改变话题，或退出对话。
我变得擅长躲避那些让我感到自卑的讽刺和评论。
在“爱情”和生活中，这种持续不断的尴尬、伤害、失望和拒绝让我感到痛苦。
我感觉这个世界似乎一次又一次地暗示我是个有毒的人，我不受欢迎。
回想起来，阻碍我过上正常生活的从来不是这种病毒，而是我周围的人。
我越来越深地埋葬在羞耻和沉默之中。那种痛苦难以忍受。
有一段时间，我真的以为，如果我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一切会变得更容易。
虽然我从未将这些消极的想法付诸行动，但它们已经渗透到了我的日常生活中。
在艾滋病毒污名化、错误信息和教育方面，我们整个社会都需要努力去接受真相、科学和现实。
我希望，通过更公开、更坦诚地分享我的经历，能够为接下来遭遇这种情况的人免去许多不必要的伤害、痛苦和不确定性。
作为一名记者、制片人和主持人，我曾无数次告诉别人，他们的故事就是他们的超能力。尽管有这样的口头禅，我还是非常害怕和烦恼自己的故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新冠隔离让我获得了治愈和改变的机会。
在独处中，我意识到我的价值一直都在我的故事中。
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凝视着镜子，重新学习如何接受自己的一切，从而让我摆脱了创伤和羞耻的生活。
现在，在我确诊的第八个年头，我分享了我的真实经历。我欢迎它带来的自由。
我常想，我不应该在这里。但事实就是如此。
我的现实是，我不仅活着，而且活得很好。但学会茁壮成长一直是一个过程，并将继续如此。
我也发现，茁壮成长是一种选择。
你永远不会听到我说——我是“HIV阳性”。你总会听到我说，“我是一名HIV感染者。”
因为我发现，我活得最好。
我活着，是对那些已不在我们身边的人的尊重。当我处于最黑暗的时刻，我活着，是对我自己的尊重。
我再也不愿羞愧地生闷气了。
我发现活着是一种责任。
只要我还有生命，我就会选择好好享受生活。
高来益读后感
莫里森的遭遇令人同情，但用我们的话说，这叫自作自受。但愿他过着正常的生活，建议他脱离LGBTQ+，并拥有愉快约会。
我们一定要反对莫里森这样的LGBTQ+青年，因为同性行为已经在我们国家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给无数家庭带来了痛苦、灾难甚至毁灭。
在我们的文化中，莫里森的行为也是犯邪淫。犯邪淫必然会遭到报应，只是每个人的情况有所不同。即使没有感染HIV，邪淫也会折福折寿，影响后代，甚至断子绝孙。
尽管邪淫是罪业，但通常也罪不至死。如果不能像莫里森一样拥有好的药物，可以采用高来益·艾滋病毒自然疗法，一样可以达到检测不到的程度。该方法费用较低，而且包括一些应对早中期Cacer的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高来益传播的自然方法，对于不了解自然疗法、没听说过医疗黑手党、不信因果的感染者来说，即使遇见了可能也不会相信！因为业缘在那里！
